10月21日，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勝出，成為該國第104任首相。高市的勝選引發(fā)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前首相石破茂就曾表示“希望高市早苗不會將日本帶入歧途”。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高市早苗長期以來的政治立場偏右。作為日本政壇出鏡率較高的政客，高市時常語出驚人，在國內引發(fā)爭議。前首相岸田文雄也因此揶揄其為“塔利班高市”。如在安保問題上，高市主張通過修改現行憲法第九條，使日本重新獲得宣戰(zhàn)權和集體自衛(wèi)權。同時，她還力主將日本防衛(wèi)預算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2%以上，將自衛(wèi)隊升格為“自衛(wèi)軍”，并強化所謂“反擊能力”。在歷史問題上，此前高市不僅否認侵略歷史、反對“村山談話”，還以幾乎一年一次的頻率參拜靖國神社。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高市還提出了對非法滯留者加強管控、嚴格審查海外資本流入等具有濃厚排外色彩的政策主張。

第二，以“論功行賞”邏輯進行黨內高層人士安排。在高市早苗當選首相后，有日本媒體稱其依據對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支持自己的個人與團體論功行賞的邏輯，將自民黨副總裁、干事長、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等要職悉數交予以麻生派、舊安倍派成員為主的黨內保守派勢力。其中既有小林鷹之、古屋圭司等典型右翼政客，也有麻生太郎、鈴木俊一等世襲、派閥政客代表，更不乏被視作“黑金”丑聞核心人物的萩生田光一。這種過度依賴麻生派、重用涉“黑金”丑聞政客的人事安排在日本國內引發(fā)強烈批評，有觀點甚至認為高市政權則是“第二次麻生政權”。

第三，與日本維新會結成戰(zhàn)后“最保守執(zhí)政聯盟”。2025年10月10日，曾在過去26年中以盟友身份支持自民黨、與其長期聯合執(zhí)政的公明黨因不滿自民黨在處理“黑金”問題上的姑息態(tài)度，正式宣布退出政治聯盟。雖然自民黨立即選擇與日本維新會組建新執(zhí)政聯盟，但由于兩黨在政治光譜上同屬右翼政黨，各界普遍擔憂自民黨與維新會組成的執(zhí)政聯盟將導致日本政治右傾保守化態(tài)勢進一步得到固化。實際上，公明黨在自、公執(zhí)政聯盟中長期扮演著對自民黨保守主義傾向及政策進行制衡、調整，并引導其更加關注國計民生的“中和劑”角色。公明黨也因此被稱作日本安保政策的“剎車”，以及民生政策的“良心”。而由自民黨、日本維新會兩大右翼政黨組成的新執(zhí)政聯盟，無疑將深刻改變日本內外政策。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年后的今天，人類又面臨和平還是戰(zhàn)爭、對話還是對抗、共贏還是零和的抉擇。這一關乎日本未來命運的歷史性抉擇，同樣擺在高市政權面前。

在日本國內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社會少子老齡化加劇、財政壓力顯著增加等一系列現實困境的背景下，高市政權如果仍然秉持“脫亞入歐”方針，沉醉于日本“帝國舊夢”，執(zhí)拗于早已落后于時代的冷戰(zhàn)思維，一味將“泛安全化”視作解決自身經濟問題的“良藥”，執(zhí)意將自身安全與美國霸權秩序綁定，在臺灣、釣魚島、南海等敏感問題上持續(xù)挑戰(zhàn)中國核心利益及中日關系底線，在安全與外交政策上繼續(xù)徹底倒向美國，采取維霸遏華姿態(tài)，在經濟上不斷朝著“脫鉤斷鏈”的危險方向前行，其結果只能是對內進一步加劇矛盾，陷入持續(xù)動蕩與割裂；對外進一步喪失戰(zhàn)略自主性，完全淪為美國的附庸與棋子。

相反，如果高市政權能夠選擇與中國等國家相向而行，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各項原則，信守在歷史、臺灣等重大問題上的政治承諾，維護雙邊關系政治基礎，全面推進中日戰(zhàn)略互惠關系，共同推動中日韓合作沿著正確軌道加速前行，則不僅有利于日本民眾福祉與國家利益，更有助于推動地區(qū)乃至世界和平穩(wěn)定與發(fā)展繁榮。（作者是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